智库丨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战略与全球展望播

图片来源/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

“双碳”目标起步期 要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刘世锦表示，实现双碳目标，起步期要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

第一，分步骤实现双碳目标，将会全面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带来一次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一个重大的技术创新和投资机遇，一场配套的制度变革和创新，一次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重大变革。

第二，实现“双碳”目标对我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人均碳排放已经超过7吨，高于全球人均水平和部分发达国家人均水平，在碳达峰前增长不会超过10%。而我们确定的发展目标是，到2035年，人均收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概3万—4万美元。也就是说，在人均碳排放基本不增长或者有所减少的情况下，实现人均收入由1万美元到3万—4万美元的增长，这是发达经济体未曾经历、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事情。我们已不可能走发达国家高碳高增长的自然达峰之路，也不会走低碳低增长之路，只能走低碳或零碳较高增长之路，力争减碳和增长双赢。

第三，我国绿色转型具有五个优势。一是相比发达经济体在3万—4万美元以上的收入水平向绿色发展方式转型，我国在1万美元水平上开始转型，传统工业化时期形成的资本搁置和减值成本相对要低。二是我国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仍能保持5%—6%的增速，市场规模大、成长性强，更有利于形成商业模式，带动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推广。三是我国在绿色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并不是很大，与以往技术革命相比明显不同，在有些领域如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处在并跑或领跑位置，有可能利用换道之机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四是我国在数字技术领域也有一定的优势，可以与绿色发展相互支撑。五是我国各级政府的组织协调和执行能力较强，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提供政策支持。

第四，实现“双碳”需要做到“三个不能”。一是减碳不能“单打一”，而应当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二是减碳不能“运动式”，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做到“先立后破”。三是减碳不能指标错位，要慎用行政性办法，多用经济性市场性办法。

第五，实现“双碳”目标近期应当力争实现三个政策目标。一是尽快实现能耗“双控”（能耗总量和强度）向碳排放“双控”（碳减排总量和强度）转变。二是高碳行业不搞“一刀切”，实行“放开、稳住、限制”相结合的区别化政策。三是加快制定受冲击领域的风险防控与产业就业重整规划和政策安排。

第六，从中长期看，实现“双碳”目标的重点是推进技术和制度的两个创新。从根本上说，实现“双碳”目标要靠绿色技术驱动，大规模、系统性地“换技术”。绿色技术应达到三个目标。一是高技术含量和生产率。二是少排放或零排放。三是与传统产业相比有竞争力的低成本。制度创新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建立账户，包括碳账户、生态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搞好核算，并在这个过程中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的关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

“双碳”目标将引领我国有步骤、 及时地实施低碳转型

杜祥琬认为，“双碳”目标意义重大，将引领我国有步骤、及时地实施低碳转型，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使生态环境改善由量变走向质变，实现高质量发展。

碳达峰是经济发展和碳增长脱钩的一个拐点。美、加、欧、日等典型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和碳排放脱钩的拐点是达峰，达峰是进步的标志。另外，高碳并非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欧、日现代化水平与美国相当，但前者的人均碳排放始终保持在美国的二分之一左右。

我国提出“30·60”目标既体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和基于发展阶段的原则，又彰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我国根据自身发展情况提出2060年前碳中和，只比发达国家晚10年，这很不容易。因为人口密度高、单位GDP能耗高、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比例高、非发电燃煤比例高等原因，导致我国的碳数据较高。降低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是我们自己发展的需要，是进步的需要。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重新认识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富煤、缺油、少气”并不能准确描述我国能源资源禀赋。我国除了化石能源还有丰富的非化石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资源，包括生物质能、水能、地热、余热废热供暖等。在发展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同时，要做好多能互补、源网荷储相结合，逐步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使能源体系安全、高效、经济、低碳。

实现“双碳”目标既面临困难，也具有重大机遇。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发达国家短则45年，长则70年，我们国家只有30年，在碳达峰之后，只有采取更有力度的减排才能实现碳中和。我国面临产业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以及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对高碳发展路径依赖惯性大等困难。实现碳中和呼唤高质量的技术创新，其中，受控核聚变一旦成功，将对国家乃至全球能源转型的战略和路径带来颠覆性创新性的推动。

实现“双碳”目标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科学的转型过程。实现“双碳”目标政策性很强，需要把握好节奏，积极稳妥，既要防止“一刀切”、简单化，又要防止转型不力带来落后和无效投资。碳达峰是高质量经济发展同时的达峰，是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导致碳强度逐步降低实现的达峰，不是攀高峰、更不是冲高峰，是瞄准碳中和的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引擎，是要开创一条兼具成本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路径，是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步的、经济社会低碳转型、深刻进步的里程碑。“双碳”目标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体现，是基于我国国情和对人类文明进程新的觉醒的目标，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深度的管理创新、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和企业参与。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和平：

立足基本国情 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能源助力

谢和平指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现代化进程仍需化石能源，节能带动现代化进程与能源消费脱钩，是支撑能源达峰、碳排放下降的最核心因素。立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能源助力。目前，我国短期内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压力巨大，经济对煤炭、石油等能源的依赖程度高，能源安全保障压力大，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创新探索不强。

碳中和目标下，我国能源发展存在四个路径。一是大力发展节能技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能源增量。二是优化发展新能源，优化电力结构，发展“风电+光电+储能”技术。三是发展清洁煤炭开发利用，发展“清洁煤电+CCUS”技术。四是发展少碳-用碳-零碳能源原理创新和颠覆性技术。

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新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地位变化可分为“补充”“替代”“主体”三个阶段。补充阶段，新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接近30%，至少需要10年；替代阶段，占比接近50%，至少需要20年；主体阶段占比提高至80%左右，至少还需要10年。在三个阶段，煤炭的需求量分别是45亿—35亿吨，35亿—25亿吨，25亿—15亿吨。实现“双碳”目标后，我国仍然需要煤炭发挥电力调峰、还原剂以及保障油气供应安全的作用，预计需求量为12亿—15亿吨。基于上述分析碳中和各阶段的煤炭需求总量，2035年后应全部实现煤炭科学产能，全面淘汰落后产能。

“片面性去碳”凸显煤炭供给能力不足。一些地方和行业“运动式减碳”、蛮力推进能源消费“双控”，不切实际地过快退出煤炭生产、过早压减煤炭消费，出台部分极端政策，煤炭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提前显现。2021年以来，我国国内煤炭供应短缺，煤炭产量下降，煤炭价格不断创新高，多地拉闸限电。欧美能源结构稳定性也遭遇挑战，其动力煤炭价格增长数倍，天然气价格刷新历史新高，电价飞升。

碳中和目标下煤炭行业面临三大挑战。一是煤炭消费减量导致煤炭行业发展空间受限。二是新能源大比例接入要求提高煤炭供应柔性。三是零碳排放要求颠覆现有的煤炭利用方式，采用零碳/负碳的煤炭利用新方式。同时，煤炭行业也面临三大机遇。一是回归煤炭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二是实现颠覆性创新机遇，升级高新尖技术产业。三是与新能源耦合发展的机遇，抢占新能源主体地位。

面向未来，煤炭行业的发展路径如下。战略方向上，需要满足碳达峰碳中和不同阶段高质量供应煤炭的需求，全面支撑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重点任务上，需完成“六大任务”，即加大力度勘探符合煤炭科学产能要求的煤炭资源；建设煤炭科学产能全国支撑基地；推进柔性煤炭科学产能建设；研究制定能源安全下的科学产能储备战略；加快科学产能支撑力科技攻关；构建适应碳中和要求的多能互补的煤矿清洁能源系统。科技需求上，须从新增科学产能资源、提高现有科学产能产出率、探索深部科学产能开采、发展煤炭行业独有碳中和技术四个重点方向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实现碳中和要发展碳中和的新原理、新技术，不是简单地去化石能源。应重视发展少碳技术、用碳技术、无碳技术，来实现碳减排、碳捕捉、碳利用，采用无碳排放能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潘家华：

碳中和既需要科学技术革命 也需要社会性的软技术变革

潘家华指出，碳中和是一场经济社会文明形态的转型，既需要颠覆性的科学技术革命，也需要社会性的软技术变革。

温室效应的概念在200年前就已提出，40年前我们有了全球变暖的科学认知，减少碳排放30年前被联合国纳入正式议程。碳中和实际指的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二氧化碳的人为排放和人为移除的平衡，不是对大气中的存量碳进行清零和减少，而是对增量的清零，即近零排放。

当前减排的主要对象还是化石能源，而化石能源不可能一步清除到位。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技术为王，进行一场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实现零碳的能源生产、供给和消费。改良性技术可以提高能效，包括锅炉燃煤能效、汽车的燃油效率、建筑物的节能等。比如煤炭发电，从亚临界、超临界到超超临界，通过技术改良，碳排放从450克/度电下降到270克/度电。但是只要使用煤炭发电，无论怎样提高能效，也只能不断降低碳排放，很难实现零碳。要实现自给自足的零碳经济，就必须依靠颠覆性技术，开发风、光、水还有碳中性的生物质能，逐步摆脱化石能源。随着颠覆性技术的不断出现，化石能源的彻底退出将是一个必然趋势。

除了生产侧，消费侧的能源也可能发生技术变革。比如交通领域，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的行驶里程在500公里以上，每百公里耗电在12度以内，如果汽车跑一百公里只耗12度电，这对消费者会是一种巨大的市场诱惑，对燃油汽车生产线也将是巨大的冲击。碳汇是减碳的另一种思路。然而目前，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每年超过一百亿吨，而能人工捕获的碳每年只有几百万吨，二者不是一个量级，因此关键还是让化石能源的使用能够清零。

碳中和所引领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文明形态整体转型的动力源泉和标志所在，除了颠覆性技术，还必须有体制性和社会性的软技术变革来压缩总需求。工业文明时代强调生产消费、规模化经营和高资本运作，所有的化石能源，不论是煤炭、石油还是天然气，都是在某一个点开采、转化、再分发，全过程必须是规模化资本密集型经营。

在碳中和时代，碳资产的占有和使用关系也可以发生变化，共享经济时代，人们可以不必非得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但求所用，不求所有，这是碳中和导向下的一种社会发展新范式，也是新时代生活方式的转型方向。“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和”是我们的价值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是碳中和的内在动因和所遵循的生态逻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 碳中和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高世楫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绿色低碳发展3060”课题阶段性成果，介绍了“十四五”时期推动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几点思考。

碳达峰碳中和已纳入生态文明整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迈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新阶段，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由于发展阶段决定的产业结构、用能结构、贸易结构，导致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全球占比高，人均排放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但是低碳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由于采取了积极措施，过去15年（2005—2020年）累计减排二氧化碳达600亿吨（相对于不采取行动），实现碳强度年均4%—5%的降幅，是欧美发达国家最近30年平均降幅的两倍。与此同时，我国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任务十分艰巨，要统筹发展与减排，在实现发展目标的同时完成减排任务。要建立低碳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科学谋划碳达峰碳中和的实施路径，以绿色低碳发展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遵循能源安全新战略要求，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同时实现“30·60”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分析了不同情景下的增长与排放情况，给出了推荐情景下的碳达峰时间、碳达峰峰值和能源利用的二氧化碳排放值。未来40年，实现“30·60”目标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2021—2030年的碳达峰阶段，2031—2035年从相对减排向绝对减排快速平稳过渡阶段，2036—2050年的加速减排阶段，2051—2060年的碳中和攻坚达标阶段。

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仍存在很多难点。一是破除高碳发展的路径依赖，在稳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碳排放持续下降。二是处理好能源低碳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能源保障，长远看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是必然趋势。三是我国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等存在较大差异，要协调各地节能减碳与经济发展，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做好地方减排规划部署。四是要理顺降碳的成本分摊机制，从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生产和消费体系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消费体系，是系统性的重构，要理顺成本传导路径，有效的政策工具组合有助于实现减碳成本的全社会公平分担。

面对实现“双碳”目标的挑战，一是要调整经济产业结构，提高碳的生产力。二是优化能源结构，构建现代能源体系。三是构建匹配发展定位、灵活互补的区域减碳空间格局。四是完善减碳成本分担机制，营造全社会共同行动的良好氛围。长期来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早期政府主要通过立法、设立标准等行政手段为市场配置资源创造条件，随着支撑性制度的建立，市场发挥减排作用的力量逐步凸显。“十四五”时期最重要的工作是完成“1+N”的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重点是加快减碳的体制机制建设和基础能力建设。

实现碳达峰后，中国面向碳中和再进一步碳减排的全面优势会凸显——中国具有体制优势、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实现向绿色低碳发展路径的整体跃迁。中国致力于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闯出一条绿色低碳的现代化道路，为建立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华民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