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新趋势

　　经过多年探索，我国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日渐成熟，为全球供应链的绿色转型贡献了中国力量。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大背景下，欧美跨国企业率先开展的创新实践，使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产生了新变化：一是管理对象从“局部”拓宽至“全体”;二是管理动力从“政策驱动”转向“主动布局”;三是管理要求从“浅绿”走向“深绿”;四是管理方式从“封闭”步入“透明”。这些新变化在降低企业供应链碳排放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的转变，低碳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热点领域。为获取国际竞争新优势，建议通过制度建设、指导帮扶、信息公开等工作，重点引导行业龙头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打造零碳供应链。

　　绿色供应链管理作为一种创新型环境管理方式，在传统的供应链管理中融入了全生命周期、生产者责任延伸等理念，依托上下游企业间的供应关系，以核心企业为支点，主要通过绿色供应商管理、绿色采购等工作，带动整个供应链持续提升绿色绩效。核心企业打造的绿色供应链，往往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起到“以点带线”和“以线带面”的作用，带动供应链上相关企业持续提高绿色发展水平。

　　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进展

　　我国高度重视绿色供应链管理工作，积极营造制度环境，鼓励行业龙头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已经涌现出一批典型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为全球供应链的绿色转型贡献了中国力量。

　　(一)从政策制定看

　　2014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企业绿色采购指南(试行)》《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都对绿色供应链管理进行了规定，逐步形成了有利于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的制度环境。

　　(二)从标准制定看

　　2017年发布的《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导则》，为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工作提供了基本模式参考。此外，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等部门的推动，以及天津、东莞等地试点，推出了数十项绿色供应链管理标准，覆盖到汽车、船舶、纺织、家电、建材和光伏等重点行业。

　　(三)从第三方实践看

　　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绿色消费与绿色供应链联盟、广东省绿色供应链协会、美国环保协会、美国自然资源协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CDP等机构，通过政策宣贯、案例遴选、项目试点、信息公开、企业排名等工作，助力了部分企业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

　　(四)从企业实践看

　　华为是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先行者。2006年，华为发布《绿色采购宣言》，承诺优先采购具有良好环保性能或使用再生材料的产品;2008年，与原深圳市环保局签署《深圳市企业绿色采购合作协议》，对绩效表现好的供应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其产品和服务;2014年，与原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联合发起“深圳市绿色供应链”试点项目。为引导更多的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政府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开展的前五批绿色制造示范工作，已经遴选出189家绿色供应链示范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财政部开展的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支持了30多个绿色供应链方向的联合体，推动了绿色供应链管理信息平台的搭建，以及标准制定、技术研发等工作。此外，生态环境部在上海、天津、东莞、深圳等地的试点，以及商务部牵头开展的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的积极性。

　　双碳目标下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新变化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大势下，中国、欧盟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提出了零碳或碳中和目标，并向着低碳的方向发展经济。在此背景下，部分跨国企业特别是欧美企业进行了先行先试，给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带来了一些新变化，主要如下：

　　(一)管理对象从“局部”拓宽至“全体”

　　从理论上讲，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最佳状态是，核心企业提出的绿色要求可以影响到供应链上的所有企业，而且各级供应商都愿意配合核心企业去改进环境绩效，整个供应链的绿色化水平持续提升。然而，实践与理论往往会存在差距。实践中，打造绿色供应链的企业虽然在增多，但是绝大多数企业关注的重点是与其存在直接采购联系的一级供应商，而对二级、三级……N级等联系相对间接的供应商则不够重视。从整体上看，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呈现“重直接管理而轻间接管理”的特点。

　　在碳达峰与碳中和背景下，欧美等国对于碳排放的关注点已经从单个企业转向产品全生命周期，不少国家和地区使用或计划使用的碳税、碳关税、产品生态设计、碳标签等制度，都体现出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碳管理的要求。一些欧美跨国企业更是先行先试，在供应链管理工作中，开始对供应商提出节能减碳要求，并将这一要求从一级供应商向上游逐级延伸，实现了供应链上所有供应商的全覆盖。目前，越来越多的欧美跨国企业已经提出供应链碳中和目标，例如，苹果在2020年实现自身运营的碳中和后，提出将在2030年实现供应链和产品碳中和的目标;施耐德电气提出2025年前实现运营碳中和、2040年实现供应链碳中和、2050年实现供应链净零排放;西门子提出2030 年实现全球供应链减排20%的目标，到2050年实现供应链碳中和。

　　在欧美企业积极行动的同时，部分国内企业也开展了相关探索。华为计划在2025年前推动Top100供应商制定碳减排目标;隆基在2021年度供应商大会上发布《绿色供应链减碳倡议》，150余家供应商积极响应;联想计划到2025/26财年实现全球运营活动9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推动全球供应链减少100万吨温室气体排放。

　　(二)管理动力从“政策驱动”转向“主动布局”

　　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目的不尽相同，一些企业为了切实践行社会责任，一些企业为了确保供应链安全，一些企业为了提升品牌美誉度，一些企业为了获得项目支持、资金奖励或税收优惠，一些企业为了使产品能够进入政府或其他企业的绿色采购目录等等。

　　透过目的看，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的动力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也就是所谓的“政策驱动”。一方面，法律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能耗限额等生态环境利用的“红线”，通常也是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底线”;另一方面，政府推出的正向激励措施，比如绿色采购、绿色信贷、试点示范、资金奖励等，则是核心企业在环保合规基础上提高绿色供应链管理要求的“润滑剂”。

　　在碳达峰与碳中和背景下，欧盟、中国等都在积极构建低碳法律政策体系。各国现有法律虽然鲜有关于供应链减碳的强制要求，也很少有直接关于零碳供应链的“政策红利”，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苹果、施耐德、华为等企业在环保合规的强制要求和“政策红利”的直接需求外，都在积极延伸社会责任，主动打造零碳供应链。一些企业的探索更加超前，比如威卢克斯承诺到2041年实现从1941年成立以来累计排放的碳中和并对供应商提出相关要求。

　　(三)管理要求从“浅绿”走向“深绿”

　　谈到环境保护必然绕不开经济发展。环境问题产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在经济发展中进行解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发展机会，或者为保护环境而不去发展经济，都是不科学的。绿色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提出了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新思路，旨在将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进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切有助于能源资源消耗最低化、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化、可再生率最大化的行为，都应被视为绿色行为。

　　实践中，多数绿色供应链其实是“浅绿色”的，核心企业关注的点多停留在环保合规上，而对于节能、节水、减碳以及产品良品率、耐用性、再利用率等更广义层面绿色的关注显然不够。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多数国家的环境管理并不到位，企业环境违规问题一度频发，企业开展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工作，若能将上游违规企业推向环境合规，大幅减少供应链上的环境违规行为，其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成效则是显著的。现阶段，随着各国环境立法加强和执法加严，违规企业几乎已无生存空间，若再以环境合规与否作为评价核心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水平的唯一标准则太低了。企业只有在环境合规之上，对上游企业提出更为严格的绿色要求，比如更高的污染物减排、节能、节水、减碳等直接的绿色要求，或者绿色设计、高良品率、高回收利用率等其他广义的绿色要求，推动整个供应链从环保合规的“浅绿色”向着环境绩效持续提升的“深绿色”迈进，才称得上是一家优秀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在从“浅绿”走向“深绿”的实践中，部分公益机构进行了积极探索。2014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合作开发了全球首个基于品牌企业在华供应链环境管理表现的评价体系——《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评价指标涵盖透明与沟通、合规性与整改行动、延伸绿色供应链、节能减排和责任披露5个方面的内容，以路线图的形式引导企业由浅入深地完善供应链环境管理机制，最终形成最佳实践。结合前期探索，2021年10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布了《企业气候行动CATI指数》，立足企业碳减排问题，重点围绕治理机制、测算与披露、目标与绩效、减排行动，对石化、电力、钢铁、建材、汽车零部件、光伏产业等30个行业的662家企业进行了评价。2016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联合中城联盟、全联房地产商会、朗诗集团和万科集团共同发起“中国房地产行业绿色供应链行动”，依据对供应商环保合规状况评价后形成的“白名单”和“黑名单”，以联合采购方式，大力支持环境合规的“白名单”企业，推动了钢铁、水泥、铝合金、木材等行业大量供应商改善了环境绩效。随着实践成熟，在原有“白名单”和“黑名单”之外，推出了具有行业引领性的“绿名单”，对环境绩效表现优异的“绿名单”企业进行优先采购。

　　与此同时，一些欧美企业提出的零碳供应链承诺，已经对供应商产生了新的压力，随低碳供应商管理工作的推进，整个供应链势必会在环保合规的基础上从高碳走向低碳甚至零碳，由“浅绿色”逐步转变为“深绿色”。

　　(四)管理方式从“封闭”走向“透明”

　　环境信息只有公之于众，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才能保证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在传统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中，除法律强制要求进行环境信息公开的大企业之外，绝大多数企业的环境信息是不公开的。即使一些企业开展了绿色供应链管理工作，要求上游企业提供环境信息，但这些信息多是封闭的点对点流动，仅有提出要求的少数企业才可以获取，公开范围极为有限。

　　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苹果公司的案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11年8月，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环保组织曝光苹果公司的27家疑似供应商存在严重的环境违规问题。对此，苹果公司及时整改，开始加强对供应链的绿色管理，广泛公开环境信息，在2012年发布的《供应商责任2011年进展报告》首次公布了156家供应商和生产合作伙伴名单，从“封闭”的供应链转向了“透明”的供应链。截至2018年底，苹果公司连续5年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布的《绿色供应链CITI 指数》中排名在华企业第一，并在2019年、2020年和2021年连续三年荣获绿色供应链CITI卓异品牌企业。从苹果公司供应链的“绿色蝶变”，足可以看出信息公开的重要性。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一些企业已经提出了全供应链的碳中和甚至净零排放目标，引领着供应链低碳转型的新趋势。这不是政府的强制要求，也不是企业简单的喊口号，而是以企业信誉进行担保的自愿性减排行动。这将推动以往环境信息单向流动和封闭管理方式转向公之于众，晒于阳光之下。不少核心企业已经将供应链碳中和的时间表、各时间节点的减排量、供应商名录等环境信息进行公开，广泛接受政府、同行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正在向着可测量、可核实、透明的绿色供应链迈进。

　　相关建议

　　欧美跨国企业率先打造的零碳供应链，已经带动其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供应商去提升低碳发展水平，将对全球的贸易和投资格局产生新的影响，低碳已经成为全球竞争的焦点。对此，建议积极引导国内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打造零碳供应链，争取获取国际竞争新优势。

　　(一)加强制度建设

　　为调动企业打造零碳供应链的积极性，建议加强制度建设，关注企业在节能减碳方面所做的努力，积极营造制度环境，特别是建立健全绿色采购、绿色信贷、绿色税收、碳排放权交易、用能权等基于市场的正向激励机制，让供应链上的大中小企业都可以从低碳能源使用、低碳技术应用、低碳工艺选择等有助于节能减碳的工作中受益，以此调动起企业打造零碳供应链的积极性。

　　(二)进行积极引导

　　建议发挥好政府、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科研院所等各方主体的作用，广泛开展政策标准宣贯、培训、咨询和辅导等工作，重点帮助参与全球竞争的龙头企业完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发挥核心企业“采购力量”对于供应链上相关企业的带动作用，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减碳的新模式，争取早日实现整个供应链的碳中和。

　　(三)加强信息公开

　　建议强化企业碳信息披露立法，完善相关标准和认证体系，发挥好各类公共服务平台、企业网站、媒体等的作用，引导打造零碳供应链的企业主动公开其开展的绿色采购、绿色供应商管理等工作，以及节能、减碳等反映供应链低碳发展水平的关键信息，广泛接受社会监督。